而旧党则是默默无语，无人敢出声辩驳一句，大家都清楚，当初贬谪蔡确，实际原因无非是蔡确乃新党领袖，这些‘反诗’不过是随意找来的一个借口，当初高滔滔在，不论用什么借口都无所谓，达到目的就行；但现在，这些可笑的借口却成了旧党致命伤，等于是在说：我就是要贬死你！没理由我随意找个借口也要贬死你！

很好，现在新党回来了！

新党是不是也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把旧党贬死呢？你做初一，难不成别人就不能做十五？

在这件事上，旧党无可辩驳，而赵煦却犹豫了！

章惇等人已经把剑锋指到了高滔滔的咽喉上！凭心而论，这九年的遭遇，加上父亲一生的心血尽废，他也恨高滔滔，但无论如何，高滔滔毕竟是他祖母，百姓之家还讲究个家丑不外扬呢，何况皇家脸面岂能不顾？

有关蔡确贬谪到死事件，由于赵煦没有点头，在朝会在没有得到通过。

散朝后，杨逸例行到宝文阁给赵煦诊治，等他把完脉，赵煦突然问道：“关于蔡确之事，杨卿有何看法？”

杨逸不动神色地答道：“陛下，臣不敢说，正所谓祸从口出，蔡相公前车殷鉴不远。”

“你！咳咳……你也怪朕没有给蔡确翻案是吗？”

“臣不敢！”

“你有什么不敢的？还没有入仕，你就敢把朱光庭驳晕，你不敢？说吧，朕恕你无罪就是！”

杨逸想了想说道：“陛下，前唐出了一个魏征，被史书大书特书，其中一个原因，正是因为前唐缺少象魏征这样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，使得魏征的光芒显得尤为耀眼；而我大宋，从太祖开国时就定下不以言语及罪之策，因此大臣们大多敢于直言己见，论君得失。

仁宗皇帝甚至一面抹着大臣喷到脸上的口水，一面接受大臣们正确的意见，勿以为这是仁宗皇帝怯懦，更不要以为仁宗皇帝不知以此治大臣之罪，大臣也无话可说。

事实上，这恰恰彰显了仁宗皇帝无比宽仁大气，虚怀若谷之风，正是因为皇家有了这种不以言语及罪的大气，连下层读书人也得以保留自己独特的人格，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学术言论，使我大宋在学术等方面，成就远远超越前唐，呈百花齐放之势。

也正因此如此，臣当初以一介书生，才敢于驳斥朱光庭的荒谬言论。陛下，蔡相公之事，是典型的‘文字狱’，违背了太祖不以言语及罪的国策，若不予以翻案，今后此道必将大兴，导致的后果将会是朝野整体失声，人人自危，担心祸从口出。

而我大宋整体的气节、人格会沉沦，由大气变成保守，由激越变成猥琐，人人只知道唯唯喏喏、对内对外都是奴颜婢膝，陛下，若是您希望您的大宋是这样的大宋，蔡相公之事，陛下不予理会也行。”

听完杨逸的话，赵煦又沉默了，心里做着艰难的决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