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振青，对于他叶庆波并不陌生，他是有名的时事评论记者，在国民对司马的崇拜最顶峰时，他曾在多家报纸上发表实名文章，对那种由人至神的美化和崇拜进行了指责，说“共和中华应为他的国民的行为感到羞耻”。他的指责让他名声达到了顶点，当然是臭名，不过臭名也好，美名也罢，在中国，没有人能不让他说话，他有话说，自然有报纸愿意发表，有他的文章可以增加销量。

不过在半年前，他封笔了，他封笔时曾发出了一个声名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对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的欢迎，二就是对司马华之的道歉，不为其它，只为长达三十余年的指责，从共和五年，直到共和三十七年，他就没停止过对他的指责，但对方只是一笑了之。

而恰是他的行为，给叶庆波小说中为司马的品德作出了一个佐证，而这恰又圆了中国人对圣君情节的一种依赖，圣君是可以听进逆言的，无论是对或是错。

“邵先生！”邵振青点了下头，同样走到这座自由之基的面前。

“我们的人民是自由的！”看着基座上的那段话，邵振青喃语一阵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第一次来西北时的遭遇，他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和那个人的崛起，西北最初的集权他看不惯，他借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他看不惯，到他退出政坛后，眼前的这个出版商整出那本《公民的美德》后掀起的崇拜风，他同样看不惯。

“他一定会复出！”事实证明了他的推测，几乎从第一次接触到那个人时，他就认准了那个人的独裁野心，正因如此，他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斗士，他认为自己的警言是在挽救这个国家，挽救这个国家的共和制度，但是最后呢？

八个月前，那个人在国会上的告别演讲中结束时的那句。

“我的毕生献给了我热爱的这片土地和国家，现在，请允许我，一个自私的普通人，用余生弥补对家人的愧疚，我，作为一个老人，在余下的时光中，只想与我的家人在一起！”

正是他的那句话，让邵振青相信，这一次，这个人怕真的要离开了，离开了他一手嫡造的一切，而最直接的佐证，就是随后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“总理最多连任一界”。也恰是因为他的离开，邵振青才发现自己同样也老了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呢？

“总要是享尽年轻时没有的清闲啊！”

穿着件短袖t恤，头戴军用野营帽，戴着一幅太阳镜，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，站在赫姆奇克河畔的崖边岩上，双手撑着鱼竿钓鱼的动作，动作倒还算是专业，在这唐努乌梁海省，这个中国的边陲省的大山深处，根本不需要考虑到记者的尾随。

在过去的七个月中，从离开西北市的那天起，司马算是真正谈出了国民的视野，即未接受记者的访问、也鲜少出席名下那些慈善基金会的活动，更拒绝了一些大学的演讲邀请，在所有人看来，这一次，司马退出政坛之后，算是真正谈出了政治。

初时的一两个月，报纸上的还会经常提出司马的名字，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，当国民们看到他们的这位前总理，不是垂钓、就是在草原上骑马，或者是去打猎，偶尔心情好时，还会学习驾驶飞机，倒也未曾想，他的退休生活竟是如此的惬意。

当然也会有一些媒体称，司马并不甘于放弃权力，尽管这一次司马的退休非常彻底，国务院总理、党的主席几乎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头衔，全部抛弃，正经的成为了一个退休的裸官。可媒体也有他们的解释，他们相信，对于国务院、国防军甚至情报机构，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现任总理，在党内靠着一票优势成为国务总理的舟冠升。

不过这一切都与他无关，对于司马来说，现在什么都没有自己以后的“漫漫长假”相比，也不能与和家人在一起的欢笑相比。远远地看着先生钓起一条将尺一尺上的鱼来，刚到崖边的吕仁倒是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开口抱怨了起来。

“先生，您倒是乐得轻松啊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