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阁成员们的反应同样复杂多样。一些内阁部长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，他们担心这起走私案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，进而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地位。他们紧急召开内阁会议，商讨应对策略。

在会议上，气氛紧张而压抑，每个人都表情严肃，眉头紧锁。一些部长们主张迅速展开调查，以显示政府对腐败行为的惩戒，同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平息民众的愤怒。

而另一些内阁成员则对成立特别委员会表示担忧。他们担心贵族院的调查会扩大化，不仅会牵扯到与走私案真正相关的人，还可能会对整个政府的运作造成干扰。这些成员们试图通过各种渠道，与贵族院进行沟通和协商，希望能够限制调查的范围和力度，以保护政府的稳定。

还有一些内阁成员则将注意力放在了舆论的引导上。他们动用政府的宣传力量，试图在媒体上塑造政府积极应对的形象，同时淡化走私案的影响。

不久，唐宁街发布了声明，强调政府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打击态度，并承诺会尽快查明真相，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然而，这些努力在民众的愤怒和质疑面前，显得有些苍白无力。

总的来说，揭发信刊出后，这起涉及走私案以及可能牵连到下院议员和内阁成员的调查，从职权归属来看，确实属于上议院责无旁贷的职权范围。

上议院作为英国议会体系中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组成部分，在对政府官员和议员的监督审查方面，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和权力。下院议员们即便心里不情愿，想去阻拦上议院成立调查委员会的行动，却也在制度和程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。

不过，下议院也并非完全被动挨打，他们以一种颇具政治手腕的方式——掺沙子，将几个政治立场倾向平民下院的贵族院议员（而且这些议员还身负巨额欠债），送到了议会上院的调查委员会中。

这些被安插进去的议员，就像是下议院埋在上议院调查委员会里的“眼线”，他们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查的走向，另一方面也能及时将调查委员会的动态反馈给下议院，以便下议院及唐宁街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。

按照业已形成的大英帝国的优良传统，在通常状况下，这类政治丑闻只是会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。

毕竟，在英国的政治生态中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。调查委员会的参与者们往往并非真心想要彻查真相、惩治腐败，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、自己家族或是所在一方的政治团体，捞取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。一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他们就会选择罢手，让这起政治丑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人们淡忘。

那些老态龙钟的传统贵族们其实颇有自知之明，他们清楚地知道，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他们无法取代充满生命力的新兴贵族，更不可能完成像斯图亚特王朝在1660年那样的复辟之举。

事实上，1660年也是贵族院再次复辟的日子，从那以后，贵族院的权力和影响力就在逐渐衰退，新兴的商业贵族和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崛起，成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主导力量。

无论是上议院，还是下议院，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，大家都形成了一套应对危机的标准处理策略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四阶战术”：

第一阶段，当政治丑闻刚刚曝光时，他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试图淡化事件的影响，让公众相信一切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；

第二阶段，随着事件的发酵和公众关注度的提高，他们会说也许有事发生，但是我们不该采取行动，继续拖延时间，希望公众的注意力能够被其他事情分散；

第三阶段，当舆论压力进一步增大时，他们会说也许应该行动，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把责任推给各种客观因素，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；

第四阶段，当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时，他们会说也许当初能做点什么，但现在已经太迟了，以此来逃避自己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责任。

在1787年，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。英国议会通过了对涉嫌贪污及勒索的前孟加拉总督沃伦·黑斯廷斯作出弹劾，并委任18人调查团对事件做出深入聆讯。

然而，随着这种有意无意、错综复杂的聆讯一直拖沓地进行，英国各界对聆讯关注的热潮亦渐渐减退。调查团的成员们似乎并不急于得出结论，而是在各种利益的博弈和权衡中，让聆讯变得越来越冗长。

而有关聆讯迟至数年之后才正式宣告结束，那位黑斯廷斯前总督则被裁定无罪。这一结果让很多人对英国的司法和政治体系产生了质疑，也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丑闻在这种处理方式下是如何被淡化和消解的。

……

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