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上官骆，杨沅在的时候，上官骆是他最好的助手，却并不曾锋芒毕露。

此后杨沅回了大宋，双方隔着一个金国，一直也没有交过手，所以杨沅对他的实力预估，也有一定的差距。

不管如何，新金没有南下，鞑靼出兵助金，这两点都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。

杨沅现在只能寄望于两淮宋军佯攻金国，为他这边制造机会了。

但是，雀字房又从朝廷那边传来消息，两淮对金，仍旧坚执防御战略。

此时，杨沅的火器已经没有了弹药。

正是七月流火，再有六十天，就该是九月授衣了。

而他们此时已经深入金人地区，冬衣问题也是无从解决的。

这些问题，是不可能到时候再想买办法的，必须得考虑在前面。

有鉴于此，杨沅决定汇合了时寒的部队之后，就合兵一处，向南进发。

八月二十二，杨沅与时寒合兵一处，驻军于邠州。

此时，宋军对于陕西，已经如一刀斜斜劈下，贯穿了下来。

只要他们再派兵南下，与吴拱部取得联系，就能打通从南线大散关过来的供给线。

到时候他们再调过头来，经营已经被打烂了的陕西西部地区。

因为现在陕西西部地区，他们只是从那儿打过去，最终目标是长安。

如果现在放弃既定目标，掉过头来经营已经攻打过的地方，把这些地方彻底经营为宋国的州府。

那么占据了陕西之西，从西夏过来的供给也就能源源不断地跟上。

到那时，宋国与金国把陕西一分为二，各据一半，进可攻、退可守，他还是能占据主动。

但是这时朝廷旨意来了。

圣旨上说，西夏地区接连爆发了几起部族谋反事件。

三路大军，由宋攻夏，由夏攻陕，转战一年，耗费巨大，川峡四路负担沉重，民间已然怨声四起。

而新金帝国与鞑靼开战，金国暂时没有了新金牵制，正在调兵遣将，意图增援陕西。

有鉴于此，朝廷决定，先稳定西夏、缓和川峡、息兵于陕西。

以免大好局面转瞬易手。

因此朝廷命令杨沅大军南撤，仍以宝鸡、天水为前线，自大散关收兵。

圣旨上任命杨沅为川陕暨陇右宣抚使，治所汉中，并回京述职，商讨下一步国策调整。

同时，朝廷任命任得恭为陇右大都护，刘锜为陇右副大都护。时寒为陕西、利中制置使。吴拱仍为利州西路御前诸军都统制。

同时，朝廷任命兵部侍郎兼权直学士沈虚中担任潼川路经略安抚使……

西夏地区接连爆发数起部族谋反？

想到大宋对于造反的粗泛定义，三五个民工讨薪都能定义为造反，杨沅也不确定在西夏是不是真的有部族大规模造反。

不过，照理说任家成了既得利益的最大获得者，除了拓跋氏的其他几大氏族全都得到了重用，拓跋氏正在夹起尾巴做人的时候，不该起衅造反才是。

而且西夏原两厢十二军司的一大半兵力，掌握在任家手里，又有刘锜这位老将镇守河西走廊，不可能有人掀得起风雨来。

不过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

杨沅之前任四川宣抚使，是同时兼任潼川路经略安抚使的。

现在他的名头听起来很吓人，川陕暨陇右宣抚使，可是在其下面，却都有具体的安抚使、制置使和御前都统制，他的实权被大幅削弱了。

狡兔未死，就要烹走狗了么？

“内记室”之前根据京中眼线送回的情报分析出来的最糟糕的状况，果然出现了。

杨沅不确定这个主意究竟是谁的主张。

他相信不是赵璩，但是赵璩显然也不能制约这位小皇帝。

之前赵璩在大宋俨然就是常务副皇帝，那是因为赵瑗疼他宠他。

小皇帝虽然还未亲政，这只是因为年纪不大，担心皇帝年幼，治理不了国家，因此安排了摄政或辅政大臣。

摄政大臣比辅政大臣权力更大，但说到底，所有的决策，最终还是要到皇帝手里走一遭，是要皇帝御笔朱批、加盖玉玺才能生效的。

小皇帝登基时杨沅就不在京城，一直没机会和他打交道，这果然成了封疆大吏最大的毛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