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文礼这般左右逢源，白花花的银子尽数落袋，自然乐得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积极，摆出一副铁面无私、公事公办的模样，实则不过是借着手中职权，行中饱私囊的谋私利之举。

别看北直隶京师朝堂里的五军都督府，如今已是徒有虚名的空架子，可到了地方上，各行都司的指挥使却是实打实手握重权的人物。

尤其是南直隶弘光朝廷建立之后，更是将兵部的不少职权划给了五军都督府，这就使得各行都司指挥使的权力越发膨胀。

他们不仅能全权节制行都司下辖的各路守备军，甚至调用守备军都无需专门请诏，只需派一名守备监军随行监督，便能随意调遣兵马，无人敢置喙半句。

韩赞周与卢九德离了南直隶，还顺手带走了宫中大批得力太监，这一下直接导致弘光政权的内官监缺员严重，许多差事都撂下了无人打理。

偏偏弘光朝廷还和凤阳宗人府闹了僵，执意另立应天府宗人府，本就人手捉襟见肘，太监更是一时半会补充不上来，只能尽量缩减非军事地区的守备太监。

如此一来，明朝沿袭已久的以太监为监军的制度彻底无法完善，只能把仅有的人力紧着几个要紧的军镇分配——

像高杰、刘良佐、黄得功与何腾蛟麾下的部队，才算勉强有了太监监军坐镇。

就连江西总督袁继咸那边，也只派了个御史临时督军，压根算不上正经的监军配置，既无监军的实权，也缺督战的底气，根本起不到多少监督制约的作用。

至于浙江、福建与广东这些非战区，名义上还沿用着过去的监军制度，实则早已残缺不全，形同虚设。

就比如广东行都司的守备太监王坤，早在崇祯十七年，就被王德化派手下番子悄无声息地秘密刺杀，连尸身都没能寻得半分踪迹。

浙江行都司的守备太监李全德，死得比王坤还要更早一些，魂归那日连个替他收殓的人都没有。

这些人都曾在大同、宣府与山西任过守备太监，早被王德化一笔一划划进了必杀的死亡名单。

这般看来，当年高起潜去宣府围剿闯军，怕也是在这份名单之上的，毕竟他也曾监军过密云镇与蓟州镇，早就是王德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能够参与进围困宣化城，立了大功劳，才得以功免罪，已是天大的造化。

朱有建那时正陷在疯魔状态里，满眼赤红，满心认定自己离死期不远，看谁都像是包藏祸心的奸佞小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