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沈砚把证据铺满了整张长台。

长台是调度室隔壁那间屋子里的，老周擦了三遍，边角的水渍都擦干净了。白露把每一件证据贴上标签，编号、日期、来源，一笔一笔写得清楚。小满负责拍照存档，一卷一卷拍过去，拍完一张，就放进新的档案袋。

阿凯站在桌边，看着那些东西一件一件铺开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一桌子的纸和胶片，比他在片场里见过的所有布景，都更重。布景是假的，纸是真的——真到每一张，都搭着一条命。

笔记本、那封信、两页剧本、胶卷、SD卡、铜镜夹层里的照片、贺临川的日记——一样一样，分类归档。他先按“纸质的”和“影像的”分，又按“贺临川写的”和“片场给的”分。分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看着满桌的东西，说了一句：“分不清了。”

“什么分不清？”白露问。

“分不清哪些是贺临川写的，哪些是片场编的。”阿凯说，“日记像是他写的，录音带里像是他说的话，可这些东西是怎么到我手里的——是片场‘给’的。片场给的东西，我信不过。”

“你分不清，是对的。”沈砚说，“这一桌东西，谁真谁假，得一样一样验。日记是贺临川写的，可信；照片是片场给的，存疑；剧本残页是贺临川的笔迹——可信。可它们混在一起，中间隔了二十年，谁知道哪一样被人动过手脚？”

“先验最要紧的。”白露说，“第二页剧本残页，和贺临川的日记，对一对。”

“怎么验？”小满问。

“验三样。”沈砚说，“笔迹、内容、墨色。笔迹一样，内容相通，墨色新旧一致——三样都过了，才算真。”

沈砚把残页和日记并排放在长台正中。他先对笔迹——残页上的字，和日记里的字，起笔、收笔、转折，一模一样。他又对内容——日记里，贺临川反复写“让替身终结正脸”；残页上，写着“他替他走向镜头”。两句话，是同一个意思。

“墨色呢？”白露问。

沈砚没说话。他把残页举到灯下，又翻日记的纸页，对着光看了很久。残页的纸边，和日记靠后的几十页一样，泛着同一种暗黄——不是做旧做出来的黄，是放了二十年的黄，黄得均匀，黄得沉。

“墨色也对。”沈砚说，“是同一年写的。不是后来补的。”

“是真的。”白露说，“残页是贺临川写的。它和日记、和胶卷里的唇语、和录音带里的话，全部对得上——它们都在说同一件事：替身，走向镜头，终结正脸。”

“全卷关键道具。”沈砚在档案袋上写下一行字，“确认。”

沈砚没有就此打住。他让小满把SD卡里的录音、胶卷里的唇语、铜镜夹层里的照片，一一调出来，和残页并排比过。录音带里的声音，说的是“替身替正脸死在镜头前”；胶卷里的唇语，说的是“正脸是钥匙”；照片背面那行小字，写的是“我替你记着”。三样东西，三个来源，指向同一个答案。

“各说各的，说的是一件事。”沈砚说，“这就不是巧合了。影城藏了二十年，藏不住的是——它一直在等一个替身，替正脸，死在镜头前。”

“确认了，就收进保险柜。”他说，“剧本残页，是贺临川留下的‘信’。信不能丢——丢了，这卷戏的答案，就没了。”

阿凯在旁边帮忙。他翻到一叠旧文件，那叠文件压在长台最底下，纸边发脆，像是很久没动过。他翻开第一份，停住了：“沈哥，你看这个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