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管理者，已注视完毕”——沈砚把这句话，写在纸上，又划掉，再写，再划掉。

“注视”两个字，他琢磨了一夜。

“注视，不是‘看’。”第二天一早，他把这句话，说给全组听，“看，是眼睛的事；注视，是‘位置’的事——有人在看，说明，有人在。”

“有人？”老周问，“谁在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沈砚说，“可我知道，他‘注视完毕’了——他看完了。看完了，他就要‘收场’了。”

“收场，”白露问，“怎么收？”

“收场，”沈砚说，“是戏的最后一环——演完了，收灯光，收道具，收人。收场的人，不是演员，是‘场务’。”

“场务？”

“是。”沈砚说，“片场里，负责收场的，是场务。可这场‘收场’，规模太大——收的，是整座影城。收这座城的人，得是‘管整座城的人’。”

“管整座城的人，”阿凯说，“不就是，管理者？”

“是。”沈砚说，“管理者，注视完毕了——他该来，收场了。”

“那，”小满问，“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，”沈砚说，“先把他，找出来。”

找管理者，沈砚用的是最笨，也最稳的办法：回放。

他把总控台十六块屏幕的录像，全部调出来——从《临时演员》杀青那天，到昨天夜里，整整一个月的画面，一帧一帧，往回放。

十六块屏幕，十六倍速，同时倒放。画面，像倒流的河，一座一座片场的戏，从尾到头，从“杀青”，回到“开机”。

沈砚盯着那面墙，一盯，就是一天。

第二天傍晚，他找到了。

“停。”他对阿凯说，“第三块屏幕，回放，昨天凌晨两点。”

阿凯把第三块屏幕，倒回昨天凌晨两点。画面，是主摄影棚——灯，亮着。可棚里，没有人。

“没人？”阿凯说。

“再倒。”沈砚说，“慢放，零点三倍速。”

画面，以极慢的速度，往回走。走到凌晨一点四十七分的时候，画面里，主摄影棚的门口，多了一道影。

影，是人的轮廓。不高，不矮，穿着——一件深色的，长大衣。

“大衣，”阿凯说，“谁穿大衣？”

“剪接师。”沈砚说，“刘伯，一年四季，都穿大衣。”

“是刘伯？”老周问，“他半夜，去主摄影棚干嘛？”

“他不是刘伯。”沈砚盯着那道影，“你看——大衣下摆，不动。”

“不动？”

“人走路，大衣下摆，会晃。”沈砚说，“可这道影，大衣下摆，没有晃——他不是‘走’进去的，他是‘显’出来的。”

“显出来的，”白露说，“像空版上，显字一样？”

“像。”沈砚说，“他是一道，从画面里，‘显’出来的影。”

沈砚把画面，继续往后放。那道影，在主摄影棚里，站了很久。然后，他做了一件事——他转过身，面向镜头。

“转过来了！”阿凯说，“这次，能看清脸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