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清早，白露，把纸条的事，原原本本，说了一遍。

“窗口台面，”她说，“我昨晚收摊的时候，还没放。今早一来——纸条，已经压在那儿了。”

“不是昨晚放的？”老周问。

“不是。”白露说，“我昨晚上，锁的售票处。门，是好的；锁，没撬过。那纸条，要么是收摊前，趁乱放下的；要么——”

“要么，”沈砚说，“是从窗口的缝隙里，塞进去的。”

窗口的缝隙，很窄。能塞进一张纸条的人，得贴着窗台，弯着腰，动作，还得快。

“昨晚上，”沈砚说，“售票处周围，谁在？”

“监控。”小满调出昨晚的录像，“晚八点收摊，我截了收摊前，半小时的带子。”

录像里，人流，慢慢稀疏。八点一刻，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，走到售票窗口前，停了两秒。他低着头，像是看票价的告示；手，却垂在台面边上，微微一放——

一张纸条，从他手心里，滑到台面上。

动作，快。要不是白露说纸条的事，没人会注意到，那一放，放的不是钱。

“就是他。”白露说，“白衣，年轻人。”

“镜头，”沈砚说，“能看清脸吗？”

“能。”小满把画面放大，“我截了脸——可这张脸，我不认识。”

“我看看。”沈砚凑近屏幕。

那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圆脸，短发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。他放完纸条，没有多停，转身，就汇入了人群。

沈砚盯着那张脸，看了很久。

“这人，”他说，“我见过。”

“见过？”老周说，“在哪儿？”

“三个月前，”沈砚说，“影城招临时场工。来面试的人里，有这么一张脸——他填了表，说，家在临安，会电工，会搭景。我当时，觉得他年纪小，场工的活，重，就没要。”

“没要，”白露说，“那他，怎么又来了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沈砚说，“没要的人，应该，再也不会来。可他，来了——还挑嘉年华首日，给咱们，递了这么一张纸条。”

“纸条上说，”老周说，“‘秦朗在说谎’。他一个没录用的临时工，怎么知道，秦朗在说谎？”

“所以，”沈砚说，“他要么，在影城里头，见过什么；要么，是有人，让他来的。”

“有人？”阿凯说，“谁会让一个临时工，给咱们递纸条？”

“递纸条的人，”沈砚说，“不想露脸。让一个‘不认识的人’来递——他自己，就藏在暗处了。”

他让小满，把白衣青年的照片，打印出来，贴在休息室的墙上。

“从今天起，”他说，“这个人，一旦再出现——通知我，别惊动他。我想知道，他在城里，做什么。”

白天，嘉年华第二天，照常开场。经过昨天的事故和道歉视频，今天的游客，不减反增——不少人是看了“地板塌陷”的新闻，专程，来看热闹的。

“来看热闹，”阿凯说，“也是客。我算了算，今天进场，比昨天，还多了两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