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10月16日，基辅，第十二机械厂。

天刚蒙亮，第二车间内已经传出焊接的劈啪声。三十名从苏梅调来的焊工整齐分布在车间四个焊接点上，照着最新图纸焊接大型车床底盘的骨架。电弧如蓝白色闪电划过钢板，空气中弥漫着焦炭、油脂和金属的混合味道。

保尔没坐办公室，而是直接站在作业现场。他的上衣早已被火星烧出几个小洞，额头挂满汗珠，嘴里喊着每一个关键点的位置与精度要求。

“第四段再加0.2毫米！注意平整度！”

“谁手发抖，就下去喝水冷静十分钟！”

他一边喊，一边亲自上手。午前他已焊完两个车架支柱，手掌磨出新茧，但毫无怨言。和他一起的本地工人都看在眼里，有人开始闭嘴，有人开始效仿。一个叫瓦西里的年轻本地工人悄悄跟同伴说：

“他不是来拿架子的。他是真的想干成这事。”

本地人与外来焊工之间的隔阂，正在悄悄松动。

然而，车间西南角的一处角落，有另一种“焊接”正在悄悄进行。

拉夫连季·巴伊诺夫，厂内的老电工，此刻正假装检查配电盘。三十多岁，面无表情，眼神警惕。他左耳后有一道旧疤，是几年前因“设备事故”留下的。没人知道，他的父亲是安东·巴伊诺夫，前沙俄近卫军上校，在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，如今已秘密回到苏联境内。

拉夫连季从小听父亲说：“布尔什维克是肮脏的匪徒，是暴民。他们抢走了真正属于俄罗斯的荣耀。”

他记住了。

而如今，他决定不再沉默。

焊接声中，他低声和一个戴灰帽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。那人叫阿列克谢，车间临时物料员，也是地下组织的第二联系人。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交换信息——工具箱中的小纸条：

“日内晚，旧仓库，讨论组建‘复国军’。准备好名单。”

拉夫连季默默点头。

当天傍晚，农娜正在办公室里复核生产日报。三十人的工作量几乎比本地六十人还高，效率图表上的红线不断上扬。

“如果这种效率能维持一周，我们就能提前十天完成第二车间的底盘焊接。”她对着汇总表说。

喀秋莎坐在一旁修吉他弦，嘴里哼着调子：“你就不能高兴一点吗？你是想完成任务，不是念悼词。”

“完成任务不能靠笑。”农娜淡淡道，“尤其当我们背后不只是生产，还有政治。”

“你觉得会有人搞破坏？”喀秋莎停下动作。

“不是‘会不会’，是‘什么时候’。”农娜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着外面灯火通明的车间。

夜深，老仓库，偏僻角落。

六人围成一圈，拉夫连季站在最前。

“我们不能再等了。”他说，“这不是一个厂的问题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。苏维埃要把俄罗斯拖进泥坑，而我们要把她从污泥中拉出来。”

有人低声问：“怎么做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