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行不是他。

十三年前，他也十四岁。那一年，陆家坳十四岁的男孩，一共三个。

一个是他。一个在县城读书，后来考去了南方。

还有一个，叫陆冬生。

陆时安坐在急诊走廊的塑料椅子上，手里捏着郭大年那个蓝皮本子，盯着那一行字，半天没翻页。

冬生坐在他后面那一排。个子比他高一个头，夏天光着膀子下河摸鱼，摸上来的鱼一人一半。他那辆二八自行车，冬生借去骑过好几回，每回都给他打足了气才还回来。

初一升初二那年暑假，冬生骑他爸的摩托车去镇上买化肥，在老鹰垭的弯道上翻了。

人被送到县医院。

后来的事，他只知道一个结果：开学那天，教室里多了一张空桌子，那张桌子空了一个学期。

他一直不知道，冬生是死在哪儿的。

原来是死在路上。

死在从鹤岭往市里转的那辆车上。车开到青石地界，人不行了，拐进了青石县医院。

给他下死亡证明的，是一个三十九岁的外科医生，叫郭大年。

“你认识？”郭大年问。

“同学。”

郭大年没再问。

他把那袋柿饼往陆时安那边推了推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

“我在汽车站旁边找了个旅馆，明天一早的车回去。”他说，“你不用急着答复我。考完试再说也行。”

他走到急诊门口，感应门“哗”地开了。

“小陆。”他回过头，“那一年，你们县医院转出去的，不止他一个。”

门合上了。

那袋柿饼，陆时安拎到护士站，一人分了两个。蒋红梅咬了一口，说甜得齁嗓子，又拿了两个塞进自己兜里。

那一夜剩下的几个钟头，陆时安缝了两个口子，处理了一个腹痛，接了一个醉酒的。

手上一直没停。

脑子里也一直没停。

十三年前那个夏天，陆家坳出了两件事。

春天，他爸从县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，五楼半。

夏天，冬生在老鹰垭翻了车。

一个活下来了，瘸了一条腿。一个没活下来。

两个人，送的是同一家县医院。

早上八点，他下了夜班，饭都没吃，直接回了老鲁的顶楼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子。

箱子最底下，压着一个牛皮纸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