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夜，沈砚独自来到老宅正厅。

他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只从怀里摸出老周留下的那把钥匙——铜的，长柄，齿纹复杂，老周被“封存”前，把钥匙塞进他手里，说了一句“地下室，二十年了，没人开过”。当时他不明白，现在他明白了：老周早就知道，这扇门迟早要开。

正厅的东墙，有一扇不起眼的暗门，漆皮剥落，锁孔生锈。沈砚把钥匙插进去，拧了三圈，锁芯“咔嗒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沈砚忽然明白了：老周守了二十年的那间密室，和这间地下放映室，其实是同一栋宅子的上下两层——上头藏着剧本，下头放着放映机。一把钥匙，两层门。

地下室不大，四壁青砖，正中放着一台老式放映机，八毫米胶片还挂在片轴上，像是有人刚刚离开。机器上落着一层薄灰，可胶片卷是新的，油润润的，像保养过没多久。

沈砚摸黑找到开关，灯亮了。他按下放映机的开关，齿轮转动，胶片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，一束光打在对面墙上。

灯亮的那一刻，沈砚才看清这间地下室的完整样子。除了放映机，墙角还堆着几卷落灰的胶片盒，盒盖上用毛笔标着年份：甲戌、乙亥、丙子……年份是连续的，像一个人的成长史。他数了数，从甲戌年起，一共二十八卷。

二十八卷。贺临川从母亲离世那一年起，往后二十八段人生。

沈砚蹲下来，拿起最上面那卷“甲戌年”的胶片盒，轻轻摇了摇，里面传来纸页摩擦的声响——不是胶片，是纸。他打开盒盖，看见里面卷着一张泛黄的纸，纸上只写着一行字：

“甲戌年，母殁。此后诸卷，皆为归乡。”

沈砚握着那张纸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他忽然明白：贺临川的一生，从母亲死的那一年起，就一直在拍同一部戏——《归乡》。他不是在拍电影，他是在一遍一遍地，回那座宅子。

画面是无声的，黑白的，抖得厉害。

一个男孩，七八岁，蹲在楼梯转角。楼下，一个穿长衫的男人举起一把手枪，对准一个穿旗袍的女人。女人没有躲，只背对着镜头，肩膀轻轻发抖。男孩死死捂住嘴，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，却一声都不敢出。

沈砚的呼吸停住了。他认出那个女人——那个背影，那个站姿，和照片墙上酷似白露的女人，一模一样。林若梅。

男人扣下扳机。枪响了。女人倒下去，青砖地上洇开一片暗色的水渍。男孩从楼梯上滚下来，跌跌撞撞地扑到女人身边，张着嘴，无声地喊着什么。他拼命摇晃女人的肩膀，可女人一动不动。

画面没有在这里停。男孩站起来，踉跄着走进堂屋，看见那块供在正位的牌位——没有名字。他伸手，想把牌位拿下来，可他的手穿过了牌位，像穿过一团空气。他抓不住。他什么都抓不住。

男孩跪在牌位前，张着嘴，无声地喊了三个字。

沈砚盯着他的嘴型，一字一字地读了出来：“妈——对——不——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