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，是老周从调度室搬来的那盏工作灯，瓦数不大，照得正好。

沈砚把日记平放在长台正中，翻到倒数第十页。前半本的字，他熟——叔父记账，起笔重，收笔急，一笔是一笔，像盖章。可这一页，字迹明显乱了：有的字大，有的字小，有的笔画拖出去老长，像写字的人，写到一半，停了很久，才又落笔。

“从这一页起，他记的，不是账了。”沈砚说。

第一页，记的是一件事：贺临川失踪后第七天，影城重新通电。

“第七天。”白露说，“接管批阅是第三天，通电是第七天——中间隔了四天。那四天，他在做什么？”

“他在想。”沈砚翻到第二页，“这一页写了：想清楚了。影城不能散，散了，戏就断了。”

“戏断了会怎么样？”小满问。

“他没写。”沈砚说，“可他怕。他怕的不是影城荒废——他怕的是，戏‘断’在半路。断了，就没法收场了。”

第三页、第四页，记的都是同一件事：排班。哪一座片场，几点开灯，几点熄灯；哪一格胶片，放在哪个柜子；哪一间屋子的门，几点上锁。叔父把影城当成一座戏班子来管——管灯、管胶片、管门。他管得很细，细到像在管一座正在开拍的剧组。

“他在维持‘开拍状态’。”白露说，“他怕影城停下来。他一停，戏就断了——断了，就再也没法收场。”

“所以他让影城一直‘拍着’。”沈砚说，“二十年来，影城一直在‘拍’——不是他不想封，是他不敢停。他一停，贺临川的戏就散了；戏一散，贺临川就真的回不来了。”

第五页，字迹更乱。页面上只有一行大字，写了又涂，涂了又写，反反复复，把纸面几乎涂穿了：

“他还在。”

三个字，旁边画满了红线。红线不是划一道——是反复描，描了十几遍，线粗得像一道疤。

“他还在。”白露念出这三个字，“‘他’是谁？”

“贺临川。”沈砚说，“叔父管了二十年，一直以为贺临川还‘在’——在影城里的某个地方。他找了他二十年，一直没找到，可他也一直没放弃。”

“他怎么确定‘还在’？”阿凯问。

“账。”沈砚说，“叔父记账记了一辈子。账上的数字，二十年里，有几次对不上——胶片多了，灯多了，门开过。他算来算去，算不出这些‘多出来’的东西从哪儿来。他就认定：是贺临川。他还在影城里，还在走动。”

第六页、第七页，叔父开始写“害怕”。他怕的不是影城，是影城里的“规则”——替身先死、正脸不出镜、必须拍完。他写道：这些规则，像是有人编好的。编规则的人，不是贺临川，也不是我。是影城自己。

“影城自己在编规则。”白露说。

“他管了二十年，管到最后，发现影城不是‘听他的’。”沈砚说，“影城有自己的账本。他记的那本，是明账；影城记的那本，是暗账。暗账，他翻不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