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薇走后的那个晚上，沈砚把三场预告，从头到尾，又放了一遍。

他看得极慢，每一帧，都要停下来，想一会儿。看到第三遍的时候，他忽然说：“白露，把第四卷的剧本调出来。”

“第四卷剧本？”白露问，“我们还没有第四卷的剧本。”

“我们有。”沈砚说，“预告片，就是第四卷的剧本——只是它还没‘写’完，是片场，一帧一帧，替我们‘放’出来的。”

他把三场预告的画面，并排投在墙上，指着它们，一处一处说：“白露的爆炸戏，是老周在卷三里排过的‘高坠戏’的翻版——同样的爆心，同样的走位；老周的割喉戏，是《临时演员》第一版里，那场‘无人能念’的戏的延续；我的爆破戏，是《双生谍影》里，阿凯替身跳楼的同款布景。”

“你是说，”阿凯说，“这三场戏，都是‘旧戏’？”

“不是旧戏，”沈砚说，“是‘旧戏的新拍法’。片场二十年，拍过无数场戏——它把每一场戏的‘死法’，都存了下来。现在，它拿这些死法，一部一部，重拍我们。”

“重拍，”白露说，“我们就是它重拍的‘演员’。”

“是。”沈砚说，“我们不是第一拨——这片影城，二十年里，一定还有别人，被它这么‘重拍’过。”

他合上剧本，走到白板前，把三场预告的名字，重新写了一遍：爆炸戏，坠物戏，爆破戏。

“预告片放出来的，是‘已排期的戏’。”他说，“戏，是片场排的；可‘改戏’，是制片人的活。”

“改戏？”老周问。

“改戏。”沈砚说，“影城二十年，有一条铁规矩：剧本定稿后，只有两种人能改——导演，和制片人。导演是片场的‘人’，制片人，是我。我用制片人的权限，把三场戏，一场一场，改掉。”

“改掉，”白露问，“怎么改？”

“改‘死法’。”沈砚说，“戏，不能取消——可死法，可以换。预告片里，老周的死法，是‘割喉’；我们把它改成‘昏迷’——老周还是那场戏的主角，可他在戏里，不是死，是‘昏过去’。”

“片场会认吗？”老周问，“它排的戏，是‘割喉’；我们改成‘昏迷’——它要是不认，怎么办？”

“它认。”沈砚说，“影城的规矩，是‘戏，必须演’；它没说，‘戏，必须按原样演’。剧本是死的，戏是活的——只要戏还在演，角色还在台上，片场就不算‘违约’。”

他拿起笔，在白板上，把“割喉”两个字，划掉，写上“昏迷”。

“改戏，”阿凯说，“光在白板上划掉，就算数？”

“不算。”沈砚说，“影城认的是‘文书’。改戏，要走剧本修订流程——修订页，盖章，签字，存档。一联交片场，一联留剧组。白板上划掉，是给人看的；修订页上改掉，才是给片场看的。”

他从抽屉里，取出一叠空白的“剧本修订页”，在抬头，一笔一画，写下：第四卷·修订一：老周《割喉戏》死法，由“割喉”改为“昏迷”。主演：周守正。修订人：沈砚（制片）。

“可有一件事，”他顿了顿，“得先说清楚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改戏，不是白改。”沈砚说，“片场是‘生意场’——它排一场戏，要收一场的‘成本’。我们把‘割喉’改成‘昏迷’，等于让片场‘重排’一场戏。重排的钱，从哪儿出？”

“从哪儿出？”老周问。

“从，”沈砚说，“另一场戏里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