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张叔，”老周说，“影城最早的那批老人里，还在世的，就剩他了。”

“他多大年纪了？”沈砚问。

“七十三。”老周说，“贺临川生前，他是场务。影城刚建那几年，他跟着贺临川，一砖一瓦，都见过。”

“那，”沈砚说，“请他，来一趟。”

张叔，是第二天上午，到的。

他个子不高，背，有些驼。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手里，拄着一根拐棍。进门，先不坐下，站在门口，把影城，看了好一会儿。

“变了，”他说，“都变了。”

“张叔，”老周迎上去，“您坐。这些年，影城，是变了不少。”

“是变了，”张叔坐下，“可那棵老槐树，还在。”

“在。”沈砚说，“张叔，您喝茶。”

张叔接过茶，喝了一口，才看向沈砚：“小周说，你有事，要问我？”

“是。”沈砚说，“张叔，您跟着贺老，做过场务——影城这些年的地基、墙体、管道，您，都见过？”

“都见过。”张叔说，“我年轻那会儿，跟着贺老，跑工地。哪儿挖的坑，哪儿砌的墙，我都知道。”

“那，”沈砚说，“老宅东厢底下，有一间暗室——您，知道吗？”

张叔端着茶杯的手，停了一下。

“东厢底下，”他慢慢放下茶杯，“你们，找到了？”

“找到了。”沈砚说，“一扇铁门。密码锁，刻着‘贺临川生忌’四个字。”

屋里，安静下来。

“生忌，”张叔重复了一遍，“贺老，把自己的‘生忌’，刻在门上……”

“张叔，”沈砚说，“那扇门后面，是什么？”

张叔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又放下。

“我，”他说，“只进去过一次。”

“一次？”老周问。

“是。”张叔说，“那是影城刚建好的第三年。有一回，贺老让我，往老宅东厢，送一箱东西。他说：‘送到东厢，搬到底下。’”

“底下？”沈砚问，“您，进去了？”

“进去了。”张叔说，“东厢墙角，有一块青砖，是活的。掀开砖，底下，是一道铁梯。我搬着箱子，下去，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才到一扇铁门前。”

“铁门，”沈砚说，“门上，有什么？”

“门，”张叔说，“没锁。贺老，就站在门口。他接过箱子，没让我进去。他只说了一句——‘老张，这儿的东西，是影城的命。你，当没看见。’”

“当没看见，”沈砚说，“您，就没进去？”

“没进去。”张叔说，“贺老的话，我听。他说当没看见——我就当，没看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