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露养伤那几天，票务，暂时由阿凯顶着。

阿凯，顶得住票务——可他顶不住“安全”。白露的安全表，是白露自己写的；每一条，背后，都是她踩过现场的判断。阿凯照着执行，行；让他自己补一条，不行。

“沈制片，”白露在电话里说，“我这儿，躺三天，够了。可往后四十天，光靠我一张表——不够。”

“你想找个人？”沈砚问。

“是。”白露说，“我想找个‘帮手’——不是场工，不是安保。是能替我，把‘票务、安全、预算’，三样，一起管起来的人。”

“这样的人，”沈砚说，“不好找。”

“不好找，”白露说，“也得找。我托了圈里的朋友——有一张简历，我看了，觉得合适。”

她报了一个名字。

“韩岳。”沈砚说，“这个名字，我没听过。”

“他是制片助理出身。”白露说，“跟过三个剧组，管过预算，也管过现场。上一部戏，杀青之后，公司解散了——他，闲了半年。”

“闲了半年，”沈砚说，“简历上，写为什么闲？”

“写的是，”白露说，“‘项目结束，合同到期’。我朋友说，这人，靠谱——就是，有点闷。”

“闷，”沈砚说，“不是缺点。做账的人，闷，才坐得住。”

三天后，韩岳，来影城报到。

他三十出头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。进门，先给沈砚，鞠了一躬。

“坐。”沈砚说，“简历上写，你跟过三个剧组——都散了？”

“散了。”韩岳说，“头两个，是项目结束，正常解散。第三个——”

“第三个怎么了？”沈砚问。

“第三个，”韩岳说，“制片人，卷了钱，跑了。一百二十万的缺口，留给了剧组。我，是最后一个，留下来，替他，把账，平完的人。”

“平完了？”沈砚问。

“平完了。”韩岳说，“账，平了。人，也散了。”

沈砚看着他的眼睛，说：“你，不恨他？”

“恨，”韩岳说，“可恨，不能当饭吃。我学到的，是——账，一定要‘自己看得见’。看不见的账，早晚，会咬人。”

“沈制片，”他说，“我叫韩岳。预算、票务、现场调度，都干过。”

“都干过，”沈砚说，“那，先干个‘小活’——影城这个月的账，你，三天内，对一遍。”

“三天？”韩岳说，“账，有多少笔？”

“上个月，嘉年华，加了采购和临时开支。”沈砚说，“单据，三百多张。”

“三百多张，”韩岳说，“两天。”

“两天？”沈砚看他，“你还没看过账本。”

“账本，”韩岳说，“我看一眼，就知道，有没有‘病’。”

沈砚，把账本，推给他。

韩岳坐下来，翻开账本，没有用计算器——他一支笔，一张纸，一行一行，往下走。头一天，他一句话没说；第二天傍晚，他把账本，合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