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砚，是在第二天的下午，醒过来的。

他睁开眼。

头顶，是办公室的天花板。

天花板上，有一道很旧的裂纹。

“醒了？”白露的声音，从旁边传来。

沈砚，转过头。

白露，坐在窗边的椅子上。

手里，握着一杯水。

“我，”沈砚，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睡了多久？”

“一天一夜。”白露说。

“城呢？”沈砚问。

“城，”白露说，“好着呢。”

她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

阳光，涌进来。

“您看。”她说。

窗外，影城，安安静静。

民国街的布景，在阳光里，泛着旧旧的黄。

古宅的灯笼，没有亮。

舞厅的窗户，半开着。

账房的算盘，摆在柜台上。

“它们，”白露说，“都回去当布景了。”

“布景，”沈砚，轻声说，“好。”

“布景，”他说，“是城最本来的样子。”

“不演戏的城，”他说，“才是活着的城。”

“老周呢？”他问。

“老周，”白露说，“在配电房。”

“他说，”她说，“要把昨天切掉的那路电，接回去。”

“接回去，”沈砚，点了点头，“该接。”

“那路电，”他说，“是留给放映室用的。”

“以后，”他说，“放电影，还得用。”

“小刘呢？”他问。

“小刘，”白露说，“带着人，在广场上，收拾道具。”

“他说，”她说，“那些碎了的灯，能修就修，不能修，就收进道具库。”

“道具，”沈砚，轻声说，“是城的骨头。”

“收好了，”他说，“城才站得稳。”

“沈制片，”白露，把水递给他，“您先喝口水。”

沈砚，接过水。

喝了一口。

“韩岳呢？”他问。

白露，沉默了一下。

“韩岳叔，”她说，“今天一早，送去了市里的医院。”

“医生，”她说，“说情况稳定。”

“稳定？”沈砚说。

“身体，”白露说，“没什么大碍。”

“只是，”她说，“脑子里的记忆，可能，有损失。”

“损失，”沈砚，握着杯子的手，停了一下，“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医生说，”白露说，“要看他自己，醒来之后，能想起多少。”

“有可能，”她说，“他醒来，什么都不记得。”

“也有可能，”她说，“他醒来，记得所有人，就是记不得，自己在影城待过。”

“哪种，”沈砚问，“比较好？”

白露，想了想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对韩岳叔来说，忘掉，也许，是轻松。”

“可，”她轻声说，“忘掉，也就忘掉了，那本场记本。”

“场记本，”沈砚说，“是他人生的，头一件大事。”

“他记了一辈子别人的戏，”他说，“到头来，自己，却被戏记了一笔。”

“这笔，”他说，“不算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白露问。

“因为，”沈砚说，“他写完了那笔，才走出的戏。”

“他出来的时候，”他说，“是笑着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白露问。

“真的。”沈砚说，“我看见了。”